自由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字眼，无数人为之头破血流在所不惜，却总在脱离枷锁的那一刻便跳进了另一个监狱，最后便只好自我安慰般地感叹道：世界上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外在的、内在的、现实的、虚幻的绳索，一个接一个地，总是在你还没来得及察觉到的时候偷偷地套在你的身上，挣脱不得。许多人到最后仍然想不通，其实，自由并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对自由的追求是让我们脱离一切枷锁一切奴役的力量，对自由的执着可以让我们从身陷之处跳脱出来，对一切的真理定律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可以接受而不迷信于一切，保持着个人思想与行为的独立性，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最近几十年间，同性恋解放运动是世界性变迁潮流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各种与众不同的性倾向中，同性恋是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少数族群。在美国，根据统计，同性恋者占人口的3-4%。在英国人口中，有约10%的人自己承认是同性恋者。由于同性恋者较多地集中在大都市中，世界各大城市的调查都表明，同性恋者约占到城市人口的10%。因此在美国一些大城市以及香港这样的都市社会中，都有所谓“十分之一会”这样的同性恋组织，就是指同性恋者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同性恋解放运动最引人注目和令一些受异性恋霸权思想影响过深的人感到恐惧的是：同性恋是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为快乐的生活方式而登上社会这个大舞台的。“同性恋生活方式”以一种新的人际关系结构出现，它的主要特征是使得人们拥有一种强烈的情感生活，而同时并不必须拥有一种稳定持久的关系。这是一种不寻常的非一夫一妻制的人际关系。

　　按照激进派的观点，同性恋运动具有一种超越了同性恋者自身的前景，它很有可能形成一种更广义的文化，一种发明出新的人际关系、生存类型、价值类型、个人之间的交往类型的文化，这一文化是真正全新的，与既存的文化形式既不相同，也不是添加在既存的文化形式之上。如果这是可能的话，那么同性恋文化将不仅是同性恋者所做的同性恋的选择，它将创造出新的人际关系，它的某些方面可以传递到异性恋关系中去，影响整个社会的性规范。

　　在同性恋者和自由派思想者的不懈努力下，目前，在北欧、北美、澳洲等许多国家与地区，同性恋婚姻已经获得了合法地位。正如福柯与拉康共进晚餐时说过的一句话：“只要男人之间的婚姻尚未被接受，就不会有文明。”

　　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对同性恋的看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和幼稚。虽然中国没有同性恋恐惧症，但对同性恋普遍的无知却达到令人沮丧的程度。自80年代以来，由于学界和大众传媒对同性恋现象的关注，这种无知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变。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在同性恋问题上有自己的优势：在我国的几千年历史中，从来没有残酷迫害同性恋的记录；从未有人因同性恋活动被判死刑(“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个别例外，应按非常时期的特例看待，不具典型性)；公众舆论对同性恋一向比较温和。

　　造成目前中国社会对同性恋态度的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中国人大多没有宗教信仰，往往凭世俗的平常心和直觉来评价人与事，人们认为，同性恋既然不会伤害他人，就与他人无关，因此不会对同性恋有太严酷的看法。

　　第二，中国文化强调生育价值，由于同性恋活动不会导致生育，所以容易被人忽视，不以为是什么严重的罪行。

　　第三，这种态度也许同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有关：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因此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从来很有信心，从不担心被异己的文化所同化。人们对于与自己不同的文化往往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而不至于残酷迫害它。

　　福柯早就把中国的性文化与古希腊、古埃及、古日本相提并论，认为我们有西方所没有的长处，如果我们对中国古代性文化善加利用，完全可以在同性恋问题上为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做出妥善处理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关系的榜样。